泳兒

　　吳心伯
　　如果說2013年奧巴馬已經弱勢初顯的話，2014年則是他完全陷入弱勢的一年。在當今國際社會強勢領導人不斷涌現的時候，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領導人卻處於空前弱勢地位。這種弱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下美國面臨外部挑戰的複雜性和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
　　美國面臨外部挑戰的複雜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戰略競爭對手發起挑戰。俄羅斯的強勢戰略復興以及中國在經濟與戰略上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冷戰結束以來最棘手的地緣政治挑戰。其次，歐盟、以色列和日本等美國的盟友越來越自行其是。第三，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無解。伊斯蘭國的崛起是恐怖勢力掀起的新一波浪潮。第四，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的功能在退化，世界需要新的國際治理機制。現在美國在國際上面臨的挑戰更棘手和多元，這使得它的有效應對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奧巴馬的弱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國國際地位變化的反應。第一，美國綜合國力仍是世界第一，但它的優勢在縮水。軍事上，俄羅斯軍事力量重振和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推進削弱了美國的軍事優勢。經濟上，2013年的美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22.4%，是二戰以來的最低點。第二，美國對國際事務的主導能力在下降。過去數年中，其他國家在聯合國與美國的投票行為不一致的比例在上升。第三，美國處理外部事務的資源在縮水。在巨額預算赤字的壓力下，美國軍費削減將是長期趨勢。美國對外援助占世界各國援助總額的比例在下降。第四，美國的軟實力在下降。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國內政治僵局使其政治制度的影響力大打折扣，斯諾登事件使美國的國際道義形象黯然失色。這些情況共同導致美國的國際地位處於多年來的最低點。
　　由此看來，奧巴馬的弱勢不僅僅是由於其個人原因或國內政治原因，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政治背景。下一屆美國總統可能在性格上比奧巴馬更堅定果斷，美國政治的極化屆時可能會有所改善，但美國優勢地位和影響力的下降卻是一個長期的趨勢，而不是一個周期性現象。
　　第一，美國的經濟複蘇能力在減弱，這表明美國經濟機制的內在活力在下降。20世紀後半期的兩次美國經濟衰退，每次複蘇時間都較快，經濟總量也都恢復到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3左右，而這次複蘇耗時甚長，經濟總量也只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0%左右。第二，從國際層面看，
　　90年代美國力量和地位的大幅提升得益於蘇聯解體和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這兩大紅利，今天不會再同時出現對美國重大的戰略與經濟利好。第三，由於新興經濟體經濟力量的上升，美國正在失去經濟超級大國的地位。
　　在此大背景下，世界和美國都必須適應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新角色。雖然美國仍將是政治和軍事超級大國，但華盛頓發揮國際作用的方式會發生重要變化，美國在海外的外交和軍事介入將集中在那些有重要或重大利益的地區，對軍事力量的運用會更審慎，在世界事務中更多發揮動員和組織的作用，即動員和組織其他國家實施美國支持的國際議程，而不是一馬當先或單打獨鬥，更加註重追求利益而不是權力。美國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會被要求在安全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與美國開展更密切合作，新興國家如中國會被要求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越來越多的多邊機制將在沒有美國領導甚至參與的情況下運作。國際政治會逐漸形成後霸權時代的“新常態”。▲(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SN090）